通讯员：蔡瑞、董云霞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业待兴、江河泛滥之局面，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江河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设，把其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伟大号召，防洪抗旱、疏浚河流、推动农业发展成为摆在面前的紧迫艰巨任务。在此背景之下，水资源工程与调度全国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谢鉴衡胸怀“国之大者”，满腔雄心扎进江河泥沙治理研究，参与解答“黄河涨上天怎么办”“如何治理长江水患”等系列“国之大问”。为缅怀谢鉴衡先生，大力弘扬其科学精神，本期将回顾他不忘初心、科研报国，参与铸就“国之重器”的故事。
谢鉴衡(1925.01.03—2011.02.09)
简介：中国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专业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教育学家、河流泥沙工程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6年至1950年在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学习，1951至1955年在苏联科学院学习并获副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1961年至1963年赴越南任水利专家。1964年回国后，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副院长等职，主编我国最早的一套完整的河流泥沙工程学教材，解决黄河下游水沙调控、长江防洪及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泥沙问题，为江河治理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作出突出贡献。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2月9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6岁。
深耕黄河泥沙治理，为数十年治黄工作提供重要指导；首创“裁弯取直计算方法”，为下荆江系统裁弯工程规划奠定根基；实现“静水过船，动水冲沙”科学设想，解决葛洲坝工程引航道泥沙问题；领衔研究三峡工程泥沙问题，解决世界性水电工程难题；发展河流模拟新技术，成果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治理中广泛应用……谢鉴衡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将毕生精力献给我国河流泥沙与江河治理事业，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水电工程泥沙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曾表示，谢鉴衡先生长期从事泥沙运动和河床演变理论及工程泥沙研究，为我国重大水利工程泥沙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作出突出贡献。
喝洪湖之水长大，千锤百炼始成才
1925年1月，谢鉴衡出生于湖北省洪湖市的一个小渔村。幼时因正逢水灾和兵荒马乱，谢鉴衡随父母先后辗转洪湖三个镇，才算勉强安定下来。
谢鉴衡喜爱读书，刚安顿好，家人便四处为其寻找学堂，苦于寻觅无果，只好将他送到私塾发蒙。在私塾里，他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还学会了当时新潮的加减乘除。一上学，谢鉴衡就直接进入小学四年级，学习非但不比别人吃力，反而成为佼佼者。母亲见状，尽管家中情况不容乐观，但还是咬牙撑着，硬是把谢鉴衡送到了汉阳读书，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一天夜里，母子俩坐在门前，抬头望着星空，母亲给谢鉴衡讲起了古人苦学成才的故事。谢鉴衡歪着脑袋，听得津津有味，自强苦干、奋斗不息的根苗在心中默默扎根。年仅13岁的他，站起身来对母亲说，“古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他抱着“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的信念，刻苦自学了中学数理化功课。
谢鉴衡20岁时书写的小诗
有志者，事竟成。1946年，未读过高中的谢鉴衡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双双录取。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学习土木工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他遇见了我国著名泥沙专家张瑞瑾教授，连接起了他与河流泥沙的不解之缘。
这位长江岸边长大的青年学子，坐在武汉大学教室里，第一次听张瑞瑾教授谈黄河。当他听到一条世界挟带泥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26次大改道，1500余次决堤，洪水吞噬了不可计数的生命和良田时，年轻的谢鉴衡便有了治理好母亲河、为人民做点实事的愿望。“大学期间张瑞瑾教授对我影响甚大。”谢鉴衡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对张瑞瑾教授的敬意，其在河流治理领域的卓越见解也使谢鉴衡萌发了致力泥沙研究的想法。
1950年，谢鉴衡从武汉大学毕业，留校做了一年助教。1951年，受国家派遣，他作为第一批赴苏留学生、武汉大学唯一推荐生出国留学，毅然选择学习治河工程，把河流泥沙作为主攻方向。5年，他没日没夜把自己全部陷入“泥沙”之中，汲取泥沙治理最新的科研成果，了解经典试验案例。期间，尽管谢鉴衡的俄语水平很好，但他仍坚持自学日语德语，以便学习当时科技水平较高的日本和德国的水利文献。他常说，“中国的水利科学还很薄弱，能够为国家治理水患、变水为宝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这就是报效祖国”。
1952年谢鉴衡在苏联阿达尼亚河渠道内进行水文观测
秉承“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思想，1955年11月，他在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水利研究所获副博士学位后，满腔热血回归母校，正式开始江河治理特别是泥沙治理研究与教学之路。1961年，谢鉴衡受国家派遣，赴越南水利学院、越南水利科学研究院担任专家，在越南“特种战争”等复杂社会背景下，连续3年为越南培养大批水利专业技术人才。
谢鉴衡（右二）回国时在越南火车站与送行人员合影
回国后，谢鉴衡不忘治河报国初心，除教学工作外，潜心投入河流泥沙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在河流泥沙运动基本理论、长江黄河治理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他连续两届走上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讲坛，多次获奖；1986年赴美国密西西比大学作学术报告。他曾多次受到国家、水电部表彰，1991年获国家科委、水利部、能源部颁发的“七五”攻关三峡工程泥沙研究个人荣誉证书。
攻克核心技术难题，治江河泥沙以报国
作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黄河真正难治的根本在于治沙。早在上世纪50年代，谢鉴衡就开始研究黄河水流挟沙力、黄河下游河道及河口三角洲演变等问题。
从黄河上游孟津小浪底到河口(入海口)，800多公里路途，1956年至1965年，10年间，谢鉴衡带领团队5次实地考察，每次长达月余。仅是考察一次河口就要带足7天干粮，180公里宽的河口套着无数小河口，这些小河口最窄的也有10公里，即使有经验的船家也不敢轻易闯入。1965年秋，为了摸清黄河口泥沙运动规律，谢鉴衡逆水闯入河口，没几分钟，河流突然改道流向它处，谢鉴衡在搁浅的船上无路可逃。被困第三天，河流奇迹般地回摆，他才因水得救。
80年代初谢鉴衡参加河道整治高级研讨班开班典礼
他一次次不顾生命危险为黄河水“号脉”，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经反复分析、试验研究，发现明朝大工程师潘季驯的“抽水攻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泥沙。他不仅总结出泥沙对河口游荡性变化影响，还弄清悬河抬升规律。谢鉴衡通过一步一步的实干，最终得出只有采取综合手段才能治理黄河泥沙的论断，提出控制黄河下游河床抬升的治理思路，指导了我国黄河下游的水害治理，受到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高度赞扬。
1970年起，为契合国家建设发展大局，谢鉴衡重点研究解决长江泥沙问题。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国万里长江上建设的第一个大坝，其泥沙淤积问题被称为当时世界性三大难题之一，很多技术问题都是首次碰到，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1971年起，为攻克该难题，谢鉴衡在葛洲坝工地一住就是八年。8年里，无论严寒还是酷暑，谢鉴衡带领同事夙兴夜寐，全身心投入葛洲坝船闸引航道冲沙技术研究和泥沙模型的试验工作。
针对葛洲坝的地形地貌，他确定冲沙闸的最佳方位，制定兴建冲沙闸的最佳方案。经反反复复地研究，谢鉴衡验证了被恩师张瑞瑾教授概括为“静水过船，动水冲沙”的解决方案，确定了最佳冲沙时间和冲沙历时，为葛洲坝工程的整体布置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样是在极为复杂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谢鉴衡主持葛洲坝坝区泥沙模型的试验研究工作，一点点探索试验、一步步艰难攻关，卓有成效地解决了船闸的回流淤积、异重流淤积和坝区河势规划等重大技术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汗水换来果满枝。1981年秋，葛洲坝三江航道冲沙闸首次启闸冲沙，仅用12个小时便清除了淤积在引航道上的300多万立方米泥沙，“静水过船，动水冲沙”方案获得巨大成功。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号称“全球一号水电工程”，其建设构想早在1919年就已出现在《建国方略之二》中，如何解决泥沙问题是构想落地的关键所在。1982年，谢鉴衡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组织协调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技术攻关。
身为国家科委长江三峡泥沙专家组副组长的谢鉴衡心中十分清楚：三峡泥沙问题比葛洲坝更为复杂重要。的确如此，大库容、高水位、高流速的巨大工程，解决泥沙问题是一个重大技术难题。
面对三峡工程能否长久使用、黄金水道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重庆港是否会变为死港等诸多事关泥沙的关键问题，谢鉴衡带领科技人员运用原型观测、数学模型计算、实体模型试验、类比分析等综合研究方法，一次次深入细致地调查、试验、分析，经过与国内外众多的著名泥沙同行的多次研讨与审议，形成了一份又一份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报告，最终得出明确的结论。
谢鉴衡认为：三峡工程建成30年内，不论是坝区或变动回水区，泥沙淤积均不会对航运和发电造成不良的影响。水库运行数十年后，累积性的泥沙淤积在特殊干枯的水文年份，当水库降落至最低水位时，可能对变动回水区航道和港口作业造成不良影响，但可以通过优化水库调度、航道整治和港口改造加以解决。坝区泥沙淤积对航道和发电的影响，通过采用优化建筑物布置和设置防淤、排沙、冲沙等工程措施解决。
1984年11月，谢鉴衡在江轮上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汇报了三峡水库变动回水泥沙冲淤对航道影响及其解决途径；1985年5月，谢鉴衡在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再次谈及解决三峡水库变动回水泥沙冲淤对航道影响的看法，提出了蓄水位方案的新建议，倍受中央领导重视。1986年7月，谢鉴衡在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讨论会上论证了三峡水库泥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观点，获得认可。
谢鉴衡（右二）查勘长江三峡时留影
不忘传道授业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与武汉水利水电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与水电部三峡研究及论证泥沙专家组副组长等众多头衔相比，谢鉴衡看重的是教师，他认为这是他的天职之本。
对于如何做好一名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谢鉴衡认为要有“三心”，即对党要有忠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对学生要有爱心，像爱护子女一样关心学生的生活、学习、成长与成才；对工作要有责任心，唯有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乐于奉献，才无愧于人民教师的称号。
秉承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和为人师表的“三心”，谢鉴衡长期扎根教学一线，倡导“宽口径、厚基础、高层次、优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创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本科专业，亲手编写多种教材，常年给本科生、研究生授课，亲自批改作业、答疑解惑，还主持多种培训班，为我国治河事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才。
1981年，谢鉴衡被国务院遴选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人。他对待学生亲如子女，一位学生曾因家庭经济困难，患病后无钱就医。谢鉴衡得知后，第一时间与夫人带钱送这位学生到医院治疗，还几次专程去医院看望。对于学习缺乏信心的学子，谢鉴衡常常鼓励他们，“力量不是越用越小，而是越用越大；智慧不是越用越浅，而是越用越深”。韦直林教授是谢鉴衡的关门弟子，师徒俩常常倾心长谈。其时，韦直林一直认为自己不适合学习水利水电，谢鉴衡便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他听，慢慢地水利水电研究也成了韦直林热爱且为之奋斗的事业。
谢鉴衡题词手稿
很多学生认为谢鉴衡待人宽厚，然而，谢鉴衡却曾表示：“我这个人有点古板。”在办公室或者工地上，他总是话不多，但一谈到专业问题，如果身边的人出了什么纰漏，谢鉴衡总是会清楚地指出来。
“老师治学严谨，为治沙防洪工程专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据武汉大学退休教授段文忠介绍，1975年高校尝试开放式教学，为在黄河下游设立办学点，谢鉴衡带着他跑遍7个县，经过反复比较才挑选设立。
谢鉴衡的弟子、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李义天从本科到博士，一直跟随谢鉴衡学习。多年前他曾就论文中的一个小问题请教老师，师徒二人前前后后讨论了十多次，有一次两人甚至用了整天的时间来讨论。当时，谢鉴衡还担任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副院长，公事繁忙，虽然只是一个小问题，但谢鉴衡仍不轻易放过。
谢鉴衡（右二）在试验室指导泥沙模型实验
据其子女回忆，“父亲写起书稿来可以三个月不出家门”。他主编的相关治河教材，广泛运用于教学、研究领域。其中《河流泥沙工程学》是我国最早的一套系统完整的河流泥沙工程学教材，获国家优秀教材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著名泥沙专家夏震寰教授曾高度评价：“这样的大学教材，国际上尚无先例。”为将治河的经验介绍给世界同行，谢鉴衡先生与恩师张瑞瑾用8年时间写就了英文版《中国泥沙研究》，该专著在大多数出现过江河问题的国家都有广泛影响。
谢鉴衡书房工作
在夫人眼里，谢鉴衡总是天天坐在书桌旁，闷着头干。当他工作的时候，吃饭睡觉都成了负担，夫人着急他的身体，经常送饭到书桌前，饭后问他好不好吃，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有时候夫人拉他到饭桌前吃饭，他的思维仍然沉浸在科研里，永远只吃摆在面前的那碗菜。不幸的是，晚年的谢鉴衡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工作开始力不从心。刚开始时，他还坚持为学生把关论文。“后来他不能工作了，仍每天让我的母亲为他读报，了解国家水利事业发展”“父亲非常爱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报效国家”，谢鉴衡的子女回忆说，即便后期生活已不能自理，他仍心系祖国水利，每天询问了解三峡大坝进展情况。每当弟子和同事来看望他的时候，他都要与他们交流探讨。“宜昌以下就是一条新的长江”，谢葆玲教授曾回忆道，当她向老师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老师虽已口齿不清，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一句饱含哲理和学理的话，叮嘱她注意宜昌下游河段的复杂性。
拳拳赤子心，悠悠报国情。谢鉴衡一生致力于江河治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他带着学生研究江河之水流、水流之泥沙，心系黄河，关注长江，为我国河流泥沙治理、相关工程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先生虽逝，但其精神永存，正引领无数水利科技工作者和教育者赓续传承。为了弘扬谢鉴衡教书育人的崇高品德和严谨认真治学的精神，他的学生捐资设立“谢鉴衡河流工程教育基金”，帮助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且有志于河流工程专业学习的大学生完成学业，持续推动江河理论专门人才的培养。
（实习编辑：师捷 编辑：张丽平）
